早前電視台出版了《House, M.D.; 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Hit Medical Drama》，找來Hugh Laurie寫前言，有網民超好心機將前言1翻譯成中文。我只將文中的中文譯名轉回英文，以免看不懂內地譯法。
這不僅是寫給一本書的前言，也是我對人生很大一部分的後記。
我落筆之際正值2010年，至此這段時光已佔據了我人生的1/10；對年輕的Jennifer Morrison和Jesse Spencer而言——歲月也漫上了他們曾經更為白皙純真的面容，這是一個1/5。我想是時候該說點什麼了。而訴諸真實的筆墨和紙張，是恰當不過的方式。
有天我坐在一家星巴克裏，無意中聽到一個女人對她的同伴說：「我昨天吃了一個有趣的藍莓鬆餅。」那一刻，她的描述使我不由得愣住了，「有趣」這個詞引起了我的興致。曾經有，現在也有很多形容詞可以加在藍莓鬆餅前——「很好的」，「很糟的」，「變質的」，「鬆脆的」，「經猶太潔食認證的」，「加入搖頭丸的」，「做成Richard Nixon形狀的」，不一而足——但「有趣」？我實在無法理解。但現在回想起來，我想我懂她的意思了。
在過去6年——或者說1000個日子裏，每天早晨天還沒亮，我就出現在洛杉磯的FOX攝影棚裏。這地方在Pico大道上自成一國——有屬於自己的警隊，消防部門，臣子，農民，衛士，還有小偷。中央廣場立着一尊巨大的Rupert Murdoch半身像，足有200呎高，用他手下敗將的骨頭堆砌而成。（這大概是我想像的。）在 10、11、14和15 號攝影棚裏，我每時每刻都在一個虛擬世界的虛擬舞台上扮演着一個虛擬角色，除了中午放飯的一小時。我的生活便侷限在這幾個空間內，我甚至無法告訴你，12和13號演播室發生了什麼事。仔細想想，我連它們在哪裏也不知道。也許和酒店樓層一樣，根本沒有13號？我對洛杉磯的天氣知之甚少，不知道哪個政黨正在當政，也不知道Hip-hop什麼時候會大行其道，我來到這裏後，用金屬餐具吃飯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。
這當然很有趣，但它的趣味不是你所期待的那樣。它的有趣不在於拓寬你的世界，而在於侷限你的世界。你被隔絕在現實世界以外，你的每次眨眼，每次呼吸，每個微小時刻都超越了它應有的容量，最終延伸為一個完整的6年，但同時失去了它作為一個真實時間單位的意義。
你看，我又說的太快了，讓我們回過頭去（如果你再發現我扭曲「回顧」這個詞的定義，就開槍打死我吧），看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。
這是一個英國人在洛杉磯的故事。憑着一盒草草錄就的錄像帶，他加入了競逐一個美劇角色的戰團。為殺出重圍，他使出渾身解數：跳火圈，賭咒發誓，點頭哈腰——無所不用其極，而且做的很高興。最後他被選中了。他來到溫哥華，一個……不知哪個國家的城市，在一幫上帝面前進行了一小時的現場表演。接着這幫上帝把他領到一個評估小組面前，他在評估中得到了足夠高的分數，為自己爭取到13集電視劇。於是這個英國人回家打包了幾件襯衣，吻別家中老小，孤身飛到洛杉磯。（注意，他沒有像英國小報那樣，強調說「坐噴氣機」飛到洛杉磯，彷彿別人坐的都是蒸汽火車似的……打住，如果我再繼續英國小報這話題，恐怕這小括號會沒完沒了。）
他當時沒有奢想太多，因為他知道美國電視行業競爭異常激烈，一部電視劇播出後便就像性愛達到高潮，收視曲線好比是精子群，追逐着Nielsen這個巨大的卵子，任你幾番扭動掙扎，最終不免走向湮沒。奇蹟般地，這部劇挺過了頭幾個星期，此後走勢一路上揚，直至到了某個點開始回落。就這樣，這個英國人的衣角被夾在了門縫間，他無法脫身，只能掙扎着不讓自己倒下。凡事都遵循着自然的定律——加快，減慢，急轉直下，最後退出歷史舞台——日子在沒有窗戶的攝影棚裏流逝，逐漸變得光怪陸離，他日復一日演繹着這個不真實的故事，偶爾拍拍硬照，走走紅地毯，上上脫口秀，使他的生活更添虛幻。結果便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瘋狂。有天深夜，這個英國人被人發現全身赤裸地走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，手上拿着一把點四五口徑手槍，口裏背誦着Psalm 23。
這個人的名字叫Ronald Pettigrew，那部電視劇叫Wetly Flows the Mississippi，在Trump電視網播出過兩季。（譯者註：本段內容為作者杜撰）
我當然不似Prettigrew們那麼極端，但有時也不免覺得壓力很大。要是你問，有在阿富汗打仗或在洋基隊面前盜壘（實話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）或經營一家成功的風月場壓力大嗎？我無從得知。你們有的人也可能會說「拜託，這不過是部電視劇罷了」，他們說的沒錯——在一定語境下，你可以在任何人類活動後加上「罷了」二字。核武大戰不過使人類滅亡「罷了」，一個地質學家或人類學家可能會這樣說。
但這是一個悖論：如果House劇組所有人都持着這種「罷了」的態度，它根本無以成為一部電視劇，充其量只能是一部被取消的電視劇，或稱作「前電視劇」。和大部分從事娛樂業的人一樣，我們的工作必須有所側重。壓力由思想決定，Marcus Aurelius在一個糟糕的翻譯版本中如是說。如果我們覺得某件事很重要，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那它便會成為我們的壓力來源。我們正是這麼看待House的，姑勿論這種壓力使它變得更好或更糟。也許有的人覺得這很可笑，但我希望這些人不是住在玻璃屋子裏，因為從裏面看一切都會變得很荒謬，特別是你的暖氣帳單。
但辛勤的付出還不足以解釋House為何能成為地球上最多人收看的電視劇之一（這話不是我說的，而是我最近從娛樂雜誌上看到的，我不知作者如何得出這麼個結論，但也不想去深究），肯定還有別的原因。有人說，這部劇的整體大於各部分之和（譯者註：意為被高估），但這句話能用來解釋數學領域外的每一件事，不信你駕着一堆從本田思域上拆出來的零件去上班試試。你可以說，House的任性妄為，他的明嘲暗諷，有別於現時政客的滴水不漏，粉飾太平，使年紀較長的觀眾對人性聊感安慰。你也可以說，他之所以吸引年輕觀眾，是因為他敢於反對權威，年輕人熱衷於以此標榜自我，雖然很少人能真正做到。但首先，是因為House能解決問題，拯救生命，他是一個拯救者——很少人不會被這樣的特質所吸引。也許以上是這部劇得以存活至今的原因，但對我來說，更重要是它很好笑。
我覺得House是個很有意思的傢伙。每當看到人們形容他脾氣暴躁，尖酸刻薄或者是個混蛋時，我就很生氣，因為他們沒有看到這個角色或這部劇的閃光點。在我看來，House很好玩兒，他反應敏捷，言談充滿智慧，一定會是個好玩伴。我很樂意和他一起呆着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好玩之處，來自於他性格和職業的本能反應。容我細細解釋。
（當然，你不必真的聽我解釋，你可以啪地合上這本書，繼續去逛書店的DIY區，或者直接翻到後面看Olivia Wilde的照片，這也沒問題。）
要解釋清楚為什麼一個笑話讓人捧腹，這可能得花費一番筆墨，我姑且對其作一個粗略定義，好讓話題能夠繼續。從本質而言，大部分笑話的有趣之處在於把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聯繫起來。當你突然發現它們隱藏的相似之處，便會開懷大笑。（呃，用如此粗暴生硬的語言詮釋幽默的精妙奧義，實在是罪過，不啻於把蝴蝶釘在木板上做標本。）笑話能刺激大腦的隱喻區，使之產生類比，心領神會的聯想以及其它。House喜歡用隱喻描述醫學症狀，這使醫學門外漢聽眾（在這部劇裏應該說是門外漢病人，其他則是門外漢聽眾）也能理解病情以及療法。這一打比方的技巧，是House在他的領域上的獨特造詣。他善於利用比喻這一工具分解複雜的問題（我用一個比喻去解釋另一個比喻——這就是我們所說的「高蛋白結構句」），使他比同僚有更強的洞察力和分析力。House用這部分有趣的大腦來插科打諢，也用這部分來作醫學診斷以及面對死亡。
House是個無神論者（我並沒有得到David Shore的書面授權去作此論斷，只是借此機會表明我的看法。如果House在第九季皈依上帝，我把這部分劃掉重寫好了。）一個無神論者會用什麼樣的態度看待空虛、冷漠的宇宙？他可以選擇跳河自盡，他可以如某個偉大的人所說的，追求無止境的快樂，他也可以說笑話。我相信對House，一個無神論者而言，笑話是神聖的信仰，定義了他性情中的悲憫，能緩解痛苦，能讓他作出正確的選擇，是他被迫恪守的遊戲規則。但他這麼做時是猶豫的，不確定的，他懷疑這個遊戲是否有價值，這一切是否最終歸於虛無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笑話又是喜悅的流露，是一道神性的亮光，是戳向腐朽宇宙的利刃。他用嘲笑面對死亡。這也不失為一個選擇，孩子們。
當這樣的模式一周復一周地上演，就像更替汽車輪胎和清掃排水溝裏的落葉一樣變得習以為常，和你們一樣的讀者不禁會問：普通醫院也是這樣運作的嗎？醫生也會像House，Cuddy或Wilson一樣打比方、說笑話？如果現實也是這樣，他們也會受到非議嗎？
首先，任何認為普林斯頓教學醫院是一間普通醫院的人，他們這輩子一定沒怎麼生過病。這不是一家普通醫院，甚至不是一家真實的醫院，我們也無意把它真實化。對我來說，它就像一座童話中的魔法森林，病人帶着某種蘊含着生命隱喻的疾病進來，最後痊癒離開，它的治療往往是隱喻化了，連對白也是思辨式的。當然，一部電視劇必須遵循它所在的世界的規律——劇中角色不能在空中飛行或作時間旅行，但劇組花費了更多的金錢和時間，務求使每個細節變得更逼真（除了一點，在 House的世界裏不存在一部叫House的電視連續劇），但裏面的角色和故事都不是真實的，而且他們必須是不真實的。因為現實是隨機的，劇本卻不是。只有在虛構的劇本裏，我們才能加入戲劇衝突，道德困境以及對這個虛空宇宙的思考，當然，還有美好的願望。英國有個畫家叫Joseph Turner，曾經有個批評家對他的筆下的夕陽嗤之以鼻，說他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夕陽，Turner回答道：「難道你不希望見到嗎？」說得多好啊，這便是藝術家。
在House辦公室的場景裏有件道具，一把花崗岩三角規——大概是被House當杯墊用的，上面刻着一句話「複製無法成就偉大」，我不喜歡這句話，太專斷，太自以為是，還有為什麼要刻上去？寫在便條紙上不就完了？但我還是認為這是句實話。
在屏幕上複製現實不但令人興味索然，在操作上也不可行，至少據我所知，從未有人做到。電影裏的警察不像真的警察，律師不像真的律師，星際艦隊船長不像真的星際艦隊船長，最詭異的是，連電影裏的拍攝也不像真的拍攝。每次你看到屏幕上拍攝電影的場面——我指每一次，導演都會一把扯下耳機，憤怒地大喊「卡」，接着助手便會晃動兩隻手臂說「所有人準備拍第五條」。我拍了30年戲，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。
聽起來我似乎是在為這部劇辯護，沒準我是。（這項任務的吸引之處在於可以藉機向劇評家報仇，拜託，換了你難道不會這麼做？）。我不打算指出某幾個名字—— 除了rumpygirl518，但願她這會兒正遭到某個國家海關的無理扣查，不能見律師，那地方連抽水馬桶也是壞的——但我的確要辯護，即便不為這部劇，也為那些創造了它的人。他們是如此出色，我有幸目睹他們的才華和孜孜不倦，我真希望你們也能親眼看到，真的。
他們總是讓你驚嘆。我們在House中犯過的錯——當然，我們總在犯錯，這無可避免——從來不是因為疏忽或不重視，這些錯誤，就像你在滾下樓梯的過程中還想填報稅單，有時真的就是這感覺。等待作出的決定像冰雹一樣砸在他們頭上，他們仍堅持前進，一小時復一小時，一個月復一個月，他們的勇氣，智慧，體力和幽默——以上品質綜合起來甚至能讓你攻下諾曼底。總而言之，他們是一支傑出的團隊。
要說的都說了，仇也報完了。Rumpygirl，你現在可以打電話了。不，我可沒硬幣借給你。
有人建議我提供一些細節，一些可感可觸的內容，所以以下容我向你介紹我在House劇組一個普通的星期一：
上午6:00
我把車子停進攝影棚，來的一路上不斷念叨着「我真搞不懂」（I really don't understand），反反覆覆地。我這是在給我的美國口音做熱身。在「Really」中，r的發音緊挨着l的發音，如果在車上沒能把這單詞說好，我今天的表現將會很糟糕。另一個輕聲發雙元音的「stand」也是很好的練習素材。
Lawrence在門口向我問好，他是一位穿着藍色制服的門衛，他告訴我，人的力量來自內心，我要在人生中這個特別的星期一努力實現我的價值。有時他會給我讀他寫的詩，有時只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。我們碰碰拳頭，撞撞手肘——儘管我活到這把年紀，從不知道這個動作的意義。Lawrence身上帶着槍。
我走進我的拖車，和老人家的耳垂一樣，它的長度每年都在遞增。今年我把用不着的後半部分租給了一家友善的韓國人。我一邊喝着一杯濃得有嚼勁的意大利濃縮咖啡，一邊看着今天的「菜單」，一張列有今天所有拍攝安排的表格。和真正的菜單一樣，你總是忍不住瞄它的價錢——在這種情況下，你要看的是它的頁數。如果多於七頁，今天將很不輕鬆；如果多於九頁，那就堪稱艱巨了。聽起來也許不是很多——一天拍下來在電視上興許只能播個五分鍾——但請你記住一個概念，在時間和預算都充足得多的電影世界裏，兩頁拍下來已經足夠讓那些親愛的人兒腿腳發抖了。
是的，那杯濃縮咖啡很苦。
上午6:10
我坐在化妝椅上，有才的Lori Rozman把她用纖維和丙烯酸塗料特製的假髮蓋住我漸禿的後腦勺。我一直深信，一部電影有50%是關於頭髮的。我不是指酷的髮型，而是指好的頭髮。好的頭髮意味着好的角色，正如好的鼓手便意味着好的樂隊。
上午6:30
所有演職人員集中到片場開始排練第一場戲。這可能只是簡單的走位——我站在這裏，你站在那裏——也可能是複雜的心理分析：怎樣才能帶出這場戲的潛在信息以及正在兩個角色心底流淌的樂章？不管簡單還是複雜，我們都得繼續下去。好比是一條鯊魚，一旦停止游動就會窒息而死。（但拍攝本身和鯊魚沒有任何相似之處。）當所有人都滿意了，就會把技術人員叫來作最後綵排，所有角色的位置都會用不同顏色的膠帶黏在地板上。我的是綠色的。
上午7:30
回到化妝椅上，長得和希臘女神一般的Marianna Elias往我滿是皺紋的老臉上撲粉，要知道我六月份就滿81歲了，她的技術真不是蓋的。
另一邊廂，攝影導演Gale Tattersall正用給自家貓咪編制搖籃的熱忱，營造着片場的光影明暗，他用細紋白布、白色卡紙還有《汽車資訊》把光線恰到好處地反射到每個角落。攝影師Tony Gaudioz和Rob Carlson正在尋找完美的拍攝角度；攝影車技師Gary Williams（他長得像個昂藏七尺的日本武士，在劇組4年從未出過任何差錯）正在調校攝影車的速度；錄音師Ken Strain正在研究在這個由50塊玻璃組成的醫院裏，如何把對白清晰地收錄進去，又避免麥克風的倒影出現在鏡頭裏，等等等等。
也許他們在我回來前一直在打拉米牌，我不能確定。
來片場，任何片場參觀的人都會有種錯覺：那裏只是很多人在走來走去。表面看上去的確是這樣。正如你觀察了足夠長的時間並摸清蟻群的作息規律後，它們已經築成了一個巨大的巢穴。外人往往看着片場的運作不明所以，因為所有人都沒有穿制服，他們都是牛仔褲球鞋，從衣着上無從辨別他們的職位。除了燈光師，他們要舉着發燙的燈管，因此必須戴上厚厚的手套，當然還除了穿上白大褂的演員。
以上程序要反覆進行6個小時，直至午飯時間——其實這根本算不上午飯，只是讓劇組在一天15小時的拍攝過程中抽出空來，給他們的銀行、水管工、孩子老師還有離婚律師打電話。他們用肩膀夾着電話在片場走來走去，或低聲下氣，或甜言蜜語，或出言要脅，或被對方要脅。午飯過後你從他們的表情上就看出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。
對演員而言，往往是一邊吃飯一邊看新劇本和對白對戲。有時對白必須單獨重錄，因為錄進了狗叫聲、飛機飛過的聲音，或者純粹是因為你念的很糟糕。或者和記者做訪問，對方正是為打探為何片場的人都無所事事而來，你得跟他們解釋清楚。如果以上都不是，那就只剩下午睡了。我一般像匹馬一樣站着睡，因為我可不想下午給後腦勺補妝。
大體情況就是這樣，不斷重複直至你發瘋或者觀眾們移情別戀為止。6年過去了，我不敢相信我們的努力至今仍能得到認可，而且是很好的認可，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海外。在意大利有人衝我尖叫，在西班牙有人追着我跑，法國人沒準也會追着我跑，如果他們不擔心把褲子上筆直的摺痕弄皺的話。海外的反響尤其出乎我們意料，因為這部劇充斥着習慣用語和文字遊戲。我可以想像警匪劇在全球範圍內廣受歡迎，因為它們最長的對白也不過是「給我進車子去」——但一個土耳其人怎能把「我向你保證，如果下次再因為打毛線扎傷，我們會像蒼蠅盯臭乾酪一樣盯着它」的意思翻譯出來——我想我是永遠搞不懂了。我們其中一個常駐導演Juan Campanella（今年的奧斯卡得主，哦也，沒錯，我們總是挑對人）告訴我，有部電影翻譯成他的母語阿根廷語後，把「薯條（chip）」（沒錯，就是「肩膀上的薯條」那個薯條。*譯者註：意為受到不公平對待）翻譯成了「芯片」（microchip）。我登時頭上三條黑線，不是吧？
好了，恐怕我耽擱了你們很長時間。開胃菜已經吃完了，如果你還站在書店裏，猶豫着這本書是否值這個價錢，我想你們已經得到了足夠的信息去判斷。我說，你就買本看看吧，不過是一袋子藍莓鬆餅的價錢，不看不知道——你沒準會發現它很有趣呢。
Hugh Laurie
2010年4月於紐約New Rochelle
要看英文全文的請按
這裏。
